◆　应该注重增强辟谣产品易用性

 

◆　辟谣属于互联网企业社会责任

 

◆　最佳辟谣为政府媒体网络联动

 

◆　强化问责加大惩处传谣者力度

　　

□　本报记者　　　　张昊

 

□　本报见习记者　　王卫　　刘欣

 

中老年人“移民”到互联网后,年轻网友普遍吐槽,爸妈的朋友圈、家庭群成了网络谣言重灾区。

 

何凌南,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大数据传播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大数据网络心理学专委会秘书长。2019年1月,他的研究团队和腾讯公司联合发布了中老年人易感谣言分析报告。

 

中老年人为何相信谣言?他们是否面对更大的风险?如何治理中老年人网络传谣信谣问题?近日,《法制日报》记者就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中老年人谣言鉴别力弱、受教育程度低、主观幸福感低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老年网民突破8000万人,中老年人上网状况及风险网络调查报告显示,网络谣言成为中老年网民群体遭遇比例最高的网络风险,部分中老年网民甚至成为信谣与传谣的主力军。

 

何凌南的研究对象是50岁及以上人群,他采取线上问卷调查方法,采集了34个省级行政区的1124个样本,分析了微信平台每日举报量疑似谣言文本296229条。

 

研究报告显示,在谣言认知方面,中老年人与其他年龄段人群大致处于同一水平；在传谣方面,相较80后、90后的青年群体,中老年人群体更具传谣倾向。

 

何凌南研究发现,中老年人呈现谣言鉴别力弱、受教育程度低、主观幸福感低的“三低现象”。相比于城镇中老年人,农村中老年群体更有可能传播谣言。

 

腾讯公司辟谣产品较真平台主编王杨告诉记者,中老年人易感谣言从内容来看大致分为4类:饮食养生类谣言,如食物相生相克、热苦瓜水能抗癌；疾病医疗类谣言,如某月将流感大爆发、被某种虫子咬了或染“新型艾滋病”；公共安全类谣言,如雪糕车偷小孩、3岁孩童被大狗吃了一条腿；公共管理政策类谣言,如退休金增减、农村补贴发放等。

 

“很多孕妇吐槽曾收到婆婆转发的谣言。”王杨和同事发起了线上搜集谣言活动,发现存在很多中老年人相信、转发育儿谣言的现象。育儿谣言涉及孕期、产后和新生儿哺育,例如婴儿喝羊奶好,用枕头能防止婴儿头颅变形,吃亚麻籽油能让孩子更聪明等等。

 

骗子利用中老年人关切利他心态,使他们成为谣言的二传手

 

接受采访的专家都认为,谣言精准利用了中老年人焦虑心理、知识缺陷以及缺乏对新媒介的分析辨别能力。

 

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与法律学院法律系副主任郑宁说,著名传播学者克罗斯曾提出一个谣言公式,即谣言流通量=问题的重要性×证据的模糊性÷公众批判能力。谣言的传播效果如何,既同事件与人们的关联性和重视程度有关,也取决于真实信息的透明度,同时受到公众鉴别能力的制约。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郑宁给出的原因是,中老年人大多没有受过综合教育,缺乏基础科学常识,日常生活中大多以经验主义判断各种事情。他们接受新事物的渠道主要通过口耳相传,对信息缺乏足够的分析辨别能力,容易被网络谣言误导成为易感人群。“宁可信其有”的认知取向、“我是为你好”的关切心态形成一股合力,推动谣言实现病毒式传播,甚至让一些早已被辟谣的信息沉渣泛起、死灰复燃。此外,老年人精神世界空虚,也使他们容易被谣言攻占。

 

中老年人“关切利他”的心态,被接受采访的业内人士、专家多次提及。郑宁说,谣言标题惯用赶紧转给亲朋好友、不转就会如何如何的套路,利用了中老年人的善意,使他们成为谣言的二传手。

 

“中老年人转发谣言同他们购买保健品并不是真的需要一样,而是把购买过程当成了亲情缺失的安慰剂。”何凌南说。

 

“不相信谣言却又转发谣言的背后,是想表达关爱、关注的心态。”王杨补充道。

 

何凌南通过观察发现,中老年人比同龄人更早学会使用电子产品的技能,会觉得很有面子。硬件设备容易获得,而信息素养、网络素养、科学素养这些“软件”的提升却相对困难。

 

中老年人相信谣言、转发谣言,不但与群体特质有关,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归于谣言生产者、生产过程的目的性和手法。

 

“谣言的制造手法可谓专业,往往避谈现在、着眼未来,强调事件对身心带来的不良后果,以增强代入感。用‘你’进行指代,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有着较强的身份卷入度,产生消极情绪引发死亡恐惧。”何凌南说,网络谣言经过演化,破坏力已渗透到整个中老年人群体,进行“无差别式打击”。

 

炮制偏方制造季节性谣言；偷换概念编造科普常识；以“研究机构”“专家”名义嫁接晦涩难懂的科学术语；用危言耸听的语言制造时事热点谣言；用“有毒”“致癌”“致死”等刺激性词语抓住中老年人害怕生病死亡的恐慌心理；移花接木制作视频谣言……

 

何凌南说,这些谣言的产生与互联网追求流量、注意力有关,一些谣言带有特定的目的,例如营销某种商品,或者想把账号做得更有商业价值,以吸引流量或产生大的影响。

 

情绪传播是当下收割互联网流量的“王道”,很多谣言正是利用了这一点。王杨说,谣言往往使用能够激起情绪反应的措辞。

 

“谣言就像病毒一样反复出现,生命力顽强。人们攻克一种病毒,又会出现变种或新的病毒,容易产生、传播,而不易被消灭。”何凌南说。

 

网络谣言、虚假广告、网络诈骗、低俗色情是中老年人最易遭遇的四类风险

 

“有人让您花钱超过100元的,您跟我说一下,不要被坏人骗了。”王杨常常这样对母亲说。

 

王杨的母亲会跟她说哪个邻居听信了保健品推销,哪个邻居相信了传销,还要拉她加入。王杨和母亲之间的沟通还不错,母亲也很依赖她,辟谣相对容易接受。

 

王杨觉得容易相信谣言的人,相较其他人更容易掉进更深的陷阱。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研究员赵占领说,老年人听信谣言可能导致财产损失,影响身体正常恢复,甚至陷入网络传销。点击谣言信息中的非法链接,可能发生网络支付账号、网银账号被盗现象。

 

“网络谣言、虚假广告、网络诈骗、低俗色情是中老年人最易遭遇的四类风险。”郑宁告诉记者,中老年网民极易遭遇的网络诈骗包括保健品诈骗、红包诈骗、中奖诈骗,也有不少中老年网民遭遇过网络传销、理财欺诈、非法集资等。其中,保健品诈骗最为严重,这些用来诈骗的保健品,一般都会对中老年人的身体健康造成危害。

 

“有些中老年人只是谣言的易感人群,并不一定会按照上面说的内容去做,但有些人则可能成为受害者。”王杨说,一些老年人听信心脑血管疾病不吃药或乱吃药的谣言,可能真的会丢了性命。

 

应积极对父母进行网络反哺教育,帮助他们找到正确的接受知识渠道

 

中老年人知道自己转发出去的是谣言的时候,会不知所措,表现得很紧张,该如何进行疏导?

 

“我会说我先给你查查,然后告诉老人相关内容在哪里已经辟谣了,而不是简单粗暴地说‘这东西是假的,你不要信’。”王杨说,子女与父母沟通时应尽量表达尊重,不能有所谓的“智力优越感”。造谣者的手段很厉害,加之每个人都有知识盲区,都可能被骗,所以先要让老人知道相信谣言并不是件丢脸的事情,然后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把辟谣渠道介绍给父母。中老年人则要提高理性、提高科学素养和信息素养。辟谣产品应注重增强中老年人群体的易用性。

 

“新的技术容易在子女和父母之间划上一道鸿沟,最重要的就是多陪伴。走进网络新世界,他们需要我们的陪伴,正如我们幼时需要他们的陪伴一样。”郑宁与王杨建议,子女应该给予父母更多的理解和关爱,在教会他们使用新科技的同时,提醒各种不良信息的存在,不断增强他们抵抗谣言的免疫力。

 

“子女应积极对父母进行网络反哺教育,帮助他们找到正确的接受知识渠道。”郑宁说。

 

在这个问题上,何凌南认为,年轻人工作生活压力大、节奏快,与父母之间关系和情感连接变弱,对父母的关心度、实际交往的时间大大减少。以家庭为单位,让年轻人帮助父母提高素养防止谣言的方法,没有想象中切实可行。

 

“如同会骑自行车的人不一定能教会别人骑自行车一样,即使年轻人自己抵制谣言的素养相对高,也不一定就能当好教练。”何凌南认为,治理中老年人传谣信谣问题要交给一些专业机构。以往,人们把辟谣看作是一些政府部门的职责,今后,要鼓励更多的企业,尤其是互联网企业,把辟谣作为社会责任的一部分,快速生产和发布辟谣内容,利用社交网络,阻断谣言传播。同时,要生产中老年人看得懂、传得开的辟谣内容,增强辟谣内容的权威度和可信度。

 

“在中老年群体中,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权威程度和可信度更高,加大力度与政府和权威机构合作联动,可以让辟谣内容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何凌南说。

 

赵占领认为,治理谣言的问题比较复杂,需要多种手段结合。涉及违法犯罪的,公安机关等相关部门要及时打击,加大打击力度。许多谣言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大,社交平台应当采取措施完善谣言举报和处理机制,影响特别重大的谣言要在显著位置提醒用户。最关键的是中老年网友要提高辨别能力,不过,受知识、背景、经验的限制,这需要一个长期培养的过程。

 

治理谣言并非无法可依。郑宁认为,最佳辟谣方式应是政府权威信息供给、媒体及时跟进、网络自我净化三者联动协同完成。各级相关职能部门在运用科学缜密的监测手段,及时发布预警、正确处理和反馈信息的基础上,还需要与专业机构人士、相关企业、新闻媒体和公众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建立社会多元主体共治谣言的长效机制。

 

“难点在于对造谣行为的认定,法律惩戒程度不够,法律制裁难以达到预期效果。”郑宁说,从立法、执法到司法,再到公民的法治意识,都需进一步提升。要确立作为执法主体的不同部门的执法资格、执法范围和执法权限,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避免职权重叠或产生盲区。要强化问责,加大对传播虚假信息者的惩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