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不少农村地区和城乡结合部社会治安防控薄弱，违法犯罪仍然高发多发，老人、未成年人、进城务工人员等防范能力较弱的群体成为易受侵害群体，对侵害他们利益的违法犯罪必须重拳出击、依法严惩。

有的地方化解矛盾纠纷没有形成合力，一些矛盾纠纷反复流转得不到及时有效化解，甚至“小事拖大、大事拖炸”。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发挥党委政法委（政法委员）牵头协调作用，整合各类资源，健全矛盾纠纷一站式、多元化解决机制，确保把矛盾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

目前，全国命案总体下降，但一些地区恶性刑事案件仍相对高发，严重影响公众安全感，迫切需要完善基层社会治安精准防控机制，有效遏制重大案事件发生。

目前，一些地方智慧安防设施建设还存在“盲区”，社会治理信息资源联网共享不足，智能应用不够深入，基层对风险隐患的智能监测预警水平较低。要在确保信息安全的情况下，统筹推进社会治理智能化平台向基层和末端延伸，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

网格化管理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创新举措，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目前，有的网格管理范围过大、网格员职责不清，联系服务群众、排查上报信息的作用发挥不充分，需进一步优化网格化管理机制，更为有效发现各类风险隐患。

由于生活节奏的加快、新冠疫情的反复、外来人口文化差异等因素，不少群众产生了焦虑抑郁情绪乃至心理疾病，由此导致的纠纷和案件屡见不鲜。如何化解心理问题，疏解群众情绪，做到预防在先，是基层社会治理亟待重视解决的问题。

警力有限、民力无穷。现在有的地方群众对发生在身边的突发案件，袖手旁观、视而不见，担心惹上麻烦、权益受损；有的地方保护见义勇为人员合法权益的机制不健全，“扶不扶”“救不救”成了部分群众的焦虑。如何大力倡导见义勇为精神，激发群防群治活力，鼓励群众在危难时挺身而出、互助互救，为干警处置争取更多有效时间，显得十分必要。

当前，物业管理领域矛盾纠纷已成为城市社区治理中的最突出问题。有的物业重经济利益，轻服务管理，与业主的矛盾多发。有的社区管理力量不足，难以解决物业矛盾纠纷。抓住物业问题，就抓住了城市社区群众所思所盼。我们要会同组织、住建、民政等部门，推广一些城市把打造“红色物业”作为源头预防城市社区矛盾的“牛鼻子”来抓的经验，充分发挥党组织引领作用，整合资源力量，坚持政治属性、公益属性、服务属性、经济属性相结合，加强政治引领，更好为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物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