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乡“三治”从源头预防矛盾纠纷
引子
桐乡,不是乡,是个县级市。
桐乡市隶属浙江省嘉兴市。
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会址就坐落在桐乡市乌镇。
近几年,桐乡市在努力做好一件事:传承“枫桥经验”精髓,探索“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三治”建设。“三治”旨在促进群众参与、表达诉求,从源头上预防矛盾纠纷的产生。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有这样28个字描述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新方向:“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桐乡,就是这28个字的践行者。
春日的虹桥村,和风暖阳,碧空中飘着丝丝薄云,虹桥村的主干道慈云路两边是联排仿古民居。
虹桥村是桐乡市乌镇下面的一个村子。“乌镇管家”是桐乡实践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的一个缩影,虹桥村则是“乌镇管家”的发源地。
3月30日中午时分,《法制日报》记者的采访从这里开始。
村民自管预防矛盾产生
在虹桥村村委会一间办公室里,66岁的村民田文荣取出一件红色的马甲套在身上,与他一样穿着红马甲的,还有63岁的村民吴宝林和56岁的邱明华。
马甲正中央是一个图标:黄色圆环,两条蓝色、两条绿色带子联通其间。图标的正下方是4个字:乌镇管家。
图标上面还有几个小字:乌镇管家联动中心。
陪同记者采访的桐乡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综治办主任沈云波介绍说,“乌镇管家”其实是一支基层网格信息员队伍。
记者随田文荣等人从村委会走出来,开始例行巡查。一行人径直穿过街面,沿着慈云路一直向前走。
走出一二十米远,田文荣在北虹桥上停了下来,右手指着桥下的河水对记者说,河面上漂浮的落叶落花太多,影响环境,如果不及时清理,村民会对村里、镇里有意见。
又走出十几米远,吴宝林弯下腰在捡什么东西。
记者上前一看,是树坑里的鹅卵石滚了出来,吴宝林把石头捡回树坑。
“石头要是被谁踢到路面上,不安全,容易引发纠纷。”吴宝林说。
继续往前走,前面两个垃圾桶的盖被翻开,吴宝林上前把桶盖扣上,“天热了,垃圾容易生蚊虫,影响环境,大家会有意见”。
……
记者注意到,他们在街面上发现的问题、隐患,能解决的就自行解决,不能解决的就记在一个笔记本上,向村里反映,如果问题比较紧急或比较难办,则直接通过手机终端上传至乌镇管家联动中心协调解决。
巡查间隙,穿着红马甲的吴宝林开心地向记者展示手中的笔记本。笔记本像小学生的识字本大小,封面正中央是竖排的“笔记本”3个字,左上角印着艺术字“乌镇”,右上角印有竖排“虹桥管家”字样。
另一位陪同记者采访的乌镇综治办工作人员高博是一位女生,说话风风火火。
她的体会是,“乌镇管家”继承和发扬了“枫桥经验”的精髓,推行以来,当地的矛盾纠纷少多了,现在的“乌镇管家”更多是及早发现隐患,预防和避免矛盾发生。
“好坏大家判”化解纠纷
站在慈云路上,田文荣讲起他的亲历。
2015年年初,为了协助维护乌镇社会秩序,紧挨着乌镇景区的虹桥村要组建一支群防群治队伍,他作为村里的先进分子,报名参加。
田文荣述说着队伍组建时的情景:“那是2015年1月4日,是一个晴天,上午8点钟,我们先在村委会集合,每个人领到一件马甲、一个袖章,上级对我们动员后,我们就上街了。”
那天,田文荣他们出发不到500米,就看到慈云路上一座牌坊的一根木头快掉下来了,他们赶紧拍照,将情况汇报至村里的信息平台,再由村里的网格信息员上报乌镇有关部门。当天下午,乌镇相关部门派人将牌坊维修完毕。一个可能引发纠纷的安全隐患就这样被他们消除了。
田文荣自豪地说,到了2015年10月,乌镇才正式组建“乌镇管家”,而到今天,他已经当了近3年的“乌镇管家”。
高博边走边介绍说,“乌镇管家”组建后,曾处理了不少矛盾纠纷。
她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件事:
2016年5月,“乌镇管家”、村干部吴晓峰在严家浜村民组巡查河道时,突然听到远处传来吵架的声音。他走近一看,有四五个人在争吵,眼看就要打起来。
吴晓峰见状赶紧上前制止并了解情况。原来,严家浜村民组村民周关林家有一小块土地在另一位村民周某家门前,周关林在这块地上堆放着稻草和柴火等杂物。周某的儿子要结婚,觉得这堆杂物影响美观,要求周关林把杂物清除。周关林不予理会。周某急了,就出现上面的一幕。
吴晓峰提议,“乌镇管家”工作站里不是有道德评判团吗?你们这样争吵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要不让道德评判团来评评理?
双方都同意了,一起前往“乌镇管家”工作站。随后,道德评判团成员,也是村里颇有威望的人士周杏林、严鹤鸣、严永坤接到通知后赶了过来。
了解事情原委后,严鹤鸣说:“邻里乡亲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两户人家因为小事吵到要动拳头,你们看划得来吗?我的想法是大家都退一步,邻里关系和睦还是最要紧的。”
严永坤建议说:“周某家不是有块地么,你们两户人家换一下好了,平时大家也只是堆放点杂物,也没有多大用处。”
经劝导,双方接受道德评判团的建议,决定互换土地,再由村委会出具调解协议,经双方签字确认。
沈云波在一旁补充说,由“乌镇管家”组织的道德评判团在村里有威望,调解结果也能为村民所接受,把村里的矛盾化解在村里,真正做到“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这也是对“枫桥经验”精神的发扬光大。其实,道德评判团是桐乡市高桥镇越丰村首创的。
“枫桥经验”开出“三治”花
听说道德评判团是高桥镇越丰村首创的,记者提出要到越丰村看看。
沈云波遗憾地说,越丰村正在建设“三治”示范园,那里是一片大工地,交通不便,无法前往。
虽然无法前往,也要把情况了解清楚。
高桥镇党委副书记徐晓叶一直在“三治”示范园建设的工地上忙碌着,记者通过电话对她进行了采访。
伴着工地嘈杂的“背景音乐”,徐晓叶告诉记者,在2013年,高桥镇率先建立了百姓参政团、道德评判团、百事服务团这三个基层治理平台,推行“德治、法治、自治”三治合一试点。
“我们对‘三治’的定位是,治未病,在矛盾爆发前,就进行沟通和疏导,不让矛盾爆发或蔓延。”徐晓叶解释说。
徐晓叶进一步解释,百姓参政团就是让百姓在重大问题上拥有知情权、参与权、建议权,形成“大事一起干”的良性机制;村级层面道德评判团,就是要强化道德约束力,形成“好坏大家判”的民间氛围;此外,整合村里的“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等各支队伍,组建全方位的百事服务团,形成“事事有人管”的互助局面。
徐晓叶说了个百事服务团提供法律帮助的故事。
越丰村的张老太有3个儿子,但他们都不管母亲。2016年8月,为解决这起赡养纠纷,村干部为张老太请来免费的律师提供咨询,还喊来3个儿子进行调解。
法律、道德、规矩一起上,终于让3个儿子与张老太达成一致:轮流赡养,每月给母亲钱。
当时,村干部想,如果这个问题还不能解决,就出“大招”:请道德评判团上门做工作,对不文明不道德的行为进行评议和曝光。
徐晓叶对记者说,2016年2月,高桥镇在百姓参政团、道德评判团、百事服务团三大治理载体基础上,把原设于镇级层面上的百姓参政团延伸到村和社区,设立百姓议事会和乡贤参事会,推进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再创新。
徐晓叶的真切体会是,这几年,高桥的大发展并没有像一些地方那样带来各种矛盾的大爆发。
记者问徐晓叶,建设“三治”示范园会不会对村民生活产生影响?
电话那头的徐晓叶说,在越丰村,由于供电线路改造、现场尘土飞扬,她特意问街道主管人员,有没有村民反映工程影响环境的,结果工作人员告诉她,施工期间没有接到一起投诉、也没有发生一起信访。“因为在工程开工之前,越丰村通过‘两团两会’载体就此问题有过充分沟通,得到了村民的理解和全力支持。村民们纷纷表示,这是为大伙办好事,有点麻烦能克服”。
见记者挂断了徐晓叶的电话,沈云波补充说,正是“三团”平台让老百姓自己教育自己、规范自己、管理自己,越丰村矛盾纠纷“零上交”,真正实现了“大事、小事都不出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是自治的方式;依法解决问题,是法治的表现;以评立德,是德治的手段——越丰村的做法正是桐乡“三治融合”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缩影。
结束乌镇采访返程,经过乌镇牌楼时,同行人提议,停车看看牌楼。站在牌楼下翘首望去,镌刻着“乌镇”两字的牌楼飞檐插向天际,展翅欲飞…… (张亚 陈东升 崔立伟 贾宝元 陈磊 王春)
记者手记
在桐乡采访时,有一个疑问萦绕于记者脑际,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桐乡市在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时创新出“三治”基层治理模式?
也就是说,从枫桥到桐乡之间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脉络。
桐乡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综治办主任沈云波给出的答案是,随着桐乡成为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举办地,桐乡的发展进入了“阵痛期”。
在他看来,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凸现,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已经不适应新时代乡村治理的现实需求,乡村社会治理中的“最后一公里”现象逐步显现,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亟待创新。
在此背景下,“枫桥经验”成为创新的源泉。
沈云波介绍说,“枫桥经验”的理念是,引导群众、相信群众、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纠纷,矛盾不上交。桐乡市考虑,在创新和发展“枫桥经验”时,如何能做到关口前移,从源头预防矛盾的产生。2013年,桐乡市坚持问题导向、群众导向,围绕源头性、基础性问题,推进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建设,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模式。
采访中,记者体会到,无论是在市级层面,还是在镇级层面、村级层面,大家始终把动员和组织群众参与社会治理贯穿于“三治”建设全过程。
对于记者的体会,桐乡市委政法委副书记曹炳权回应说,桐乡市在创新“枫桥经验”时,始终坚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
他解释说,桐乡市“三治”创新,并不是抛弃原有的“枫桥经验”另起炉灶,而是在坚持“枫桥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结合桐乡实际赋予“枫桥经验”新的时代内涵,两者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