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务监委会成新时代乡村治理标配
【引子】
《后陈月报》第7期出刊了。
一张薄薄的彩印A3纸,集合了新鲜烫手的村情、党务、财务,每月由党员亲手送到农户家中,成了村务公开的新渠道。
后陈村是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发源地。2004年,全国首个村务监委会在后陈村挂牌成立。2010年,“后陈经验”被写进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从“治村之计”上升为“治国之策”,还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
村务监委会,这项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乡土发明,是怎样成为新时代乡村治理标配的?
为了解题,记者一行走进了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白洋街道后陈村。
□ 本报赴浙江采访组
绿树掩映,红旗飘扬,一幢白色簇新大楼,是后陈村标志性建筑,后陈村村委会办公地点就设在这里。
办公楼门口挂着村委会门牌,在它旁边,还挂着一块白色镶金角花边的门牌,上书: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
走进一楼大厅,记者就被一张巨幅合影照片所吸引。那是2005年6月17日,后陈村村务监委会诞生一周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与市、县领导及街道、村干部的亲切合影。
监委会是创新枫桥经验之举
端详巨幅照片,发现参加合影的有位女性,她站在习近平同志左手边第三个,短发,穿红黑格子衫,黑裤,凉鞋。后陈村党支部书记陈忠武说:“她就是陈玉球,是当年村中参加合影的唯一女干部,现在是后陈村史上第一任女监委会主任。”
“这个村监委主任可不好当,我们三年一届,14年来共换了6个主任,从来没有连任的,因为这是得罪人的差事。”陈忠武性格憨爽,在二楼会议室里一落座,就直接替这位女监委主任介绍起来历:“她是我们村任职最长的干部,干了30多年了,我1986年去当兵时,她就已经在村里当副大队长了,还敲锣打鼓地为我送行……”
“她不怕苦、不怕累,任劳任怨,老百姓对她很放心。”陈忠武补充说,关键是性格直爽,很多事情她认为不对,全都指出来,村民有什么事都习惯找她反映。
听着陈书记的赞扬话,坐在一旁的、依然是一头短发的陈玉球有点腼腆。
陈玉球原先在村里负责计划生育和卫生,自选上村监委主任后,她更忙了,村里拆迁项目要参与,工程项目要跟进,每一张发票都要签字,每月15日还要向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述职,讲述财务开支明细,并通过月报的形式发给村民,村民有意见,再带回到会上来。
月报的学名叫《后陈月报》,全村365户人家,每家一份。
第一期月报创刊于去年9月,财务公开板块是一排密密如织的表格,每一笔都有时间、经手人、内容,细到5元钱的三轮车补胎费。
月报右上方,有一个二维码,扫一扫就可以关注公众号“后陈之窗”,获取实时信息。
“有了月报,村民不用打开电视看,也不用到村里来看了。”陈玉球告诉记者,全民参与村务管理的气氛很浓,有时党员将月报发到村民手里稍微迟一点,就会来跟我讲,我家月报怎么还没有来?
对于村务公开的重要性,陈光武有着切身体会,他毫不隐晦地告诉记者:“村务监委会成立前,我担任村主任,也给村里干了不少事,但村民认为我这么卖力,肯定捞了很多钱,起码几十万,最终上级查明这些都是子虚乌有,还了我清白。”
陈光武长舒一口气说:“其实农民是最朴实的,他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要在村务管理中享有一个知情权,公开、透明,老百姓就支持你。”
在场的武义县委深化“后陈经验”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徐一威接过话茬说:“村务监委会,在村级民主监督管理方面就是发挥这样的作用,给村干部一个清白,给群众一个明白,是‘枫桥经验’的深化创新。”
徐一威介绍说,从最初的村务财务理财小组,到全面开展阳光村务,再到如今以村务监督委员会为履职平台,建立双述职两反馈机制,后陈村村务公开已经做到3.0版,在此基础上还将构建一套村务监督标准体系,进一步提高村务监督的规范性和透明度。
监委会让村干部变得规矩了
在村委大楼后面,是一片清澈的湖,一座三孔拱桥横跨湖面,穿过一幢幢红瓦粉墙的四层新楼,记者找到了村委会老楼——后陈村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门前一副红色对联,一组二十四孝图,门内是郁郁葱葱的绿植。
村务监督委员会,就诞生在这幢三层老楼里。
2004年6月18日,后陈村村民代表大会,就在这里表决通过了后陈村《村务管理制度》和《村务监督制度》,选举产生了首个村务监督委员会,并正式挂牌。
如今,监委会的牌子已被“后陈村老年人分会”所代替。
记者来这里是想采访一个人,他叫徐岳祥,是第四任村监委会主任。
见到徐岳祥时,他正系着围裙,在老楼后面的食堂里忙碌着准备晚餐。从2014年开始,后陈村建起了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全村70岁以上老人可以在这里免费享用三餐。
放下手头的活儿,他的思绪回到了14年前,“习近平同志在村里召开座谈会时,我作为党员代表参加,就坐在他斜对面,我看到他手里拿了我们‘两项制度’的黄色小册子,边听介绍边认真翻看起来。当听到我们说这册子每家每户都有,习近平说,‘这就是村里的王法了,不管是村干部,还是村民,都是要去遵守的’。”
这句话,让徐岳祥印象深刻。
这句话,也让徐岳祥始终坚信依法用权,遵守村规民约,担负好监委会主任的职责,对一个村的安定团结至关重要。他认为,盯牢村民关心的“三资”即资源、资产、资金问题,按规定去落实管理,按规定去监督到位,问题解决了,就是真正贯彻落实好“枫桥经验”了。
结束对徐岳祥的采访,归途中,记者问陈玉球:“监委会对村干部监督作用有多大?”
陈玉球想了想,说起一个人,这个人是陈玉球搭档,叫朱岳祥,是现任监委会委员,一直参与旧城改造、土地流转等各种村中事务的监督。
朱岳祥本是泥水工,因为懂行,常被陈玉球安排去给村里来的工程进行质量把关,提出建议,例如石块多少钱、运了多少车、村干部几点上下班,都要记录下来。
“村里买水泥、砖块,我们也要一起去还价。”陈玉球说,去年6月,有个村干部让家人给自己顶班,照报误工费,接到反映,我们核实后当即把这事给否了,后来这个村干部主动辞职。
“应该说,类似监督无处不在,作用很大。”陈玉球说,比如在分配宅基地过程中,事前就邀请村务监委会成员列席参加;事中确定名单后上墙公布,同时公布监委会主任电话;事后还要由监委会审核,确认名单是否体现全村住房最困难农户。
陈忠武道出他的直观感受:“有了监委会后,村干部都好当起来。村务管理从以前的事后监督,到现在事前、事中、事后全程监督,从盯钱、盯事到盯人,治理水平得到提升,村干部变得规规矩矩了。”
村主任陈跃富也深有同感:“现在村里做任何事都要合法合规,我的职责就是按规矩办事,落实好村里的各项事务。我经常跟陈玉球说‘你可要把我们监督好,监督好就是帮助我们’。”
监委会发展检察机关功不可没
14年来,后陈村实现了4个“零”:群众零上访、干部零违纪、群众零投诉、违规收入零入账,后陈村也成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武义县深化“后陈经验”,将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向其他领域延伸,全面推行居务、校务、院务、企务监督制度,实现了城市社区、公立学校、公办医院、国有企业监督委员会全覆盖。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后陈经验”的诞生、发展、完善,与检察机关密不可分。
在武义县人民检察院503办公室,记者见到了现任武义县检察院副检察长、时任武义县检察院反贪局局长涂立中。
这位当了十余年反贪局长的“老检察”,回忆起当年村干部经济犯罪屡查不绝的势头,仍记忆犹新。
“老百姓当时说我们检察官只会抓村官。其实我们查处不是目的,解决问题才是根本。”涂立中说,2004年初,武义查处了白洋街道一个村党支部书记李某某受贿案。案子结了,却发现反映村干部的举报信越来越多,他们直指村务管理混乱,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得不到保障。
类似村官贪污受贿发案原因,让涂立中深感忧虑,于是向白洋街道党委发出一份检察建议书,建议加强村务监督机制建设,规范村务管理工作。
在武义县经济商务局一间小会议室里,调研员、时任白洋街道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徐向阳告诉记者,检察院不仅郑重其事地发出检察建议,还主动上门与街道主要领导沟通,让街道党委深感问题的严重性—— 一年内全街道5名村书记因经济问题被处理,而且有火烧连营之势,已经严重影响到街道工作开展,村干部经济问题确实需要对症下药。
徐向阳介绍,街道在后陈村建立“财务管理小组”试点,此后不久,后陈村土生土长的白洋街道工办副主任胡文法被下派担任该村村支书。经过检察建议的提醒,在县有关部门的牵头下,武义县在后陈村进行村务管理工作的探索,开创了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先河。
此后,武义县检察院一直关注着“后陈经验”的发展变化。根据村干部案件查处情况,先后形成了《关于“惠民涉农”领域贪污贿赂犯罪的调查分析》和《村务监督模式的构建及完善建议》两篇报告、建议,从建立健全选人用人制度、监委会独立行使职权制度、对监委会工作的监督制度、建立健全监委会制度法律体系等方面来进一步保证制度的切实执行,均被县委采纳,由此推出了多个更加完善的制度。
对于今后的工作,武义县检察院检察长陈世河说:“以创新发展‘枫桥经验’为契机,立足检察职能,发挥‘后陈经验’诞生地地缘优势,继续探索总结提炼新时代‘后陈经验’,为推进德治、法治、自治‘三治’合一为手段开展乡村善治体系创新实践提供检察经验、贡献检察力量。”
在武义县采访期间,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温暖的阳光下,武义美景清晰可见……
(张亚 陈东升 崔立伟 贾宝元 王春 陈磊)
记者手记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这句话,在武义县后陈村得到了生动印证。
村务监督委员会刚成立时,曾饱受争议。2005年6月17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后陈村调研时指出,“这是农村基层民主的有益探索,是积极的,是有意义的,符合基层民主管理的大方向”,为后陈村的改革正了名,鼓了劲。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深化完善“后陈经验”作出重要批示、指示。
沿着习总书记指明的方向,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后陈经验”不断焕发旺盛生命力,后陈村创造了“四零”纪录,村集体经济增长41倍,村民人均收入翻两番,成为村风和谐、村容洁美、村民富裕的“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武义县委政法委副书记曹向阳说,从治村之计上升为治国之策,后陈村的发展表明,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使农村基层治理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能人治村”的传统治理模式逐渐转变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现代治理方式,乡村治理机制不断完善,乡村治理水平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这,无疑是对“枫桥经验”的创新和发展。
后陈经验,后劲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