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应对多种类型邪教犯罪中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确立了坚决打击与警示教育相结合的基本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也应看到，一些邪教组织仍然活跃，邪教犯罪时有发生，严重危害社会的和谐稳定。从已有邪教治理经验模式看，通过广泛的警示宣传教育防范邪教，依然是打击邪教最有效的方略。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现有方法已难以满足当前反邪教警示教育工作的实际需要。

　　

如何更新教育理念，在国民思想中植入“抗邪教文化基因”，从而使人民群众明辨是非，彻底认清邪教危害，自觉远离邪教，则需要改变思路，创新思维，获取新的思想武器。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将反邪教教育工作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达到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的理想效果，乃是今后反邪教工作的前进方向。

      

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反邪教工作的指导意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必须遵守的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强大的向心力、感召力和引导功能。党的十八大报告从民族复兴、社会发展、公民道德三个逻辑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清晰、凝练的概括总结，从此，二十四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本，就成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针。在反邪教工作中，核心价值观可以启迪我们走出旧模式，开拓新方法，开创新局面，具有多重指导意义。

　　

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丰厚，对社会各阶层的精神信仰都具有引领作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文本言约而意丰，在国家层面指明了社会发展与前进方向，这一美好理想的约定，使人民群众获得了强大精神动力，确立了信仰上的“主心骨”。具体到反邪教工作，国家层面的核心价值观设计，对于国民的精神信仰，心灵栖居具有导向作用，可以凝聚国魂，坚定信心，培育昂扬向上的民族精神和公民自豪感。通过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别的邪教信众心灵演变轨迹个案研究不难发现，一些人之所以笃信邪教，轻信歪理邪说，原因固然很多，但最主要原因，还是他们缺少核心价值观信仰，在心灵中形成了信仰的“空地”。在人的价值体系中，必须存在一个能让自我“信服”的精神价值观信条，否则他就会失去对事物的价值判断，处于精神无所皈依状态。若一个人处于此种状态，存在这样的信仰“空地”，在渴望精神皈依这一本能的驱使，就很容易为邪教组织所蛊惑，接受邪教组织的扭曲价值观与荒诞的信仰体系。而通过将国家层面上的正确的价值信仰体系植根于国民心中，牢固占领信仰的高地，不留信仰的“空地”，就能让国民获得邪教免疫基因，自觉拒绝邪教，从而在信仰的源头上消除邪教生存与蔓延的土壤。

　　

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逻辑严密，互相支撑，形成一个结构系统，对我国进行公民价值观教育，以及指导反邪教工作，都具有方法论意义。纵观传统的国民价值观信仰教育，过于强调政治观念，凸显“宏大叙事”内容，却忽略了微观操作层面的信条，导致价值观体系呈现“空中楼阁”现象。党的十八大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本，改变了此种叙事模式，而是从宏观信仰指引，中观社会构建，微观个人操作三个层面，安排内容结构，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化，表现出了内在逻辑的严密性、稳定性和可操作性。具体到反邪教工作领域，核心价值观这一逻辑设定，为反邪教警示教育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论。反邪教工作，其实也分为三个层面，宏观信仰教育、中观社会关怀，微观自我塑造。在过去的反邪教警示教育中，宏观信仰教育不强，中观社会组织关怀过剩，而微观个人心理培育较弱，因此出现“两头弱，中间强”这一不平衡现象。其实三者应同时进行，共同发挥作用。若忽略了价值观引领，人就容易失去方向，找不到精神家园，从而成为邪教组织的“俘虏”；不从个人心理层面疏导教育，不了解“邪教易感人群”的精神、心理特质，就容易对邪教人员产生“恨铁不成钢”的厌恶心理。两头出了问题，中间层面的社会关怀也就失去的依附，难免出现程式化，隔靴搔痒式关怀，不能打动人心。如果我们能够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从理想信仰、社会关怀、心理抚慰导引三方面入手，就能起到更好的教育转化效果。

　　

再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功能强大，对社会全体成员具有强大教育感召功能和说服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层面推广的价值体系，具有强大的信誉保障和宣传力度，因而也就秉有巨大的接受能量。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泛宣传推介，从城市到乡村，从高层到基层，从少年儿童到耄耋老者，十三亿受众形成了巨大的接受能量，国民莫不对核心价值观耳熟能详，入脑入心，并落实在行动上，成为一切行动的指南。核心价值观的这一强大正能量引领与接受功能，犹如和煦春风拂面，对于我们防范与治理邪教，具有巨大的文化心理补偿功能。一般来说，邪教易感人群，都倾向于通过心理暗示，把自己看做社会的“弃儿”、“不公平社会的弱势群体与牺牲品”。而在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信条的辉光沐浴下，其心灵中信仰的洼地就会被慢慢照亮，使自我变得自信自强起来。同时，对社会的认同，以及身份认同、族群认同，价值观认同等都会发生根本的转变。

　　

最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了人类优秀文化遗产，代表了社会先进文化的方向。核心价值观不但包含现代国家的精神理念价值，同时，由于还蕴含着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表现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特性；既携带着民族文化的优秀基因，又表现出浓郁的现代意识；既有高屋建瓴的理性信仰说服力，又有朴实亲民的本土特色。因此，核心价值观非常适合国民自我修养、自我道德完善教育，修炼文化习性，熔铸民族性格。具体到反邪教工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这种文化意味，蕴含着本民族传统文化传统的和谐基因，延续着民族文化的诚信密码，因此能够令民众信服景仰，不论文化水平高低，社会大众都能从中得到思想的启迪，道德的提升，从而将人民群众召唤至麾下。正是核心价值观的这种感召力和吸引力，使社会上的信教人员摈弃“怪力乱神”“世界末日”“道成肉身”等愚昧落后的劣质文化知识体系，回到人性、法律、理性正确轨道上来。从这个意义上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对那些价值观模糊的人群具有强烈的启蒙、去蔽作用，能够使他们从弱势群体、“信仰孤儿”的痛苦体验中解脱出来，回归正常社会。

      

二、 当前反邪教警示教育工作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

　　

防范和处理邪教是维护社会安全稳的重大课题，而铲除邪教滋生的土壤和温床，做到釜底抽薪，标本兼治，防止死灰复燃，则是一个复杂而漫长过程。在全社会开展反邪教警示教育活动，通过剖析邪教本质，揭穿邪教歪理邪说，戳穿邪教骗人伎俩，提升国民认识邪教、抵御邪教的能力，使其远离邪教，依然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反邪教策略。

　　

20世纪末法轮功邪在北京地区大面积教爆发，引起中央、北京防范和处理邪教办公室的高度重视，北京市为此展开了为期十多年的反邪教警示教育工作，目前已取得很大的成就。各区县根据上级指示精神，结合自身特点，创造性地采用了多种有效手段，在城乡居民中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反邪教警示教育活动，出现了许多值得推广的典型经验。门头沟区永定镇的反邪教条款入《村民自治章程》，丰台区西罗园街道的文化育人活动，昌平区百善镇的大学生村官参与反邪教宣传，顺义区李桥镇的反邪教文化墙，密云县制定“四帮一”工作方案等，都为我们立体防控邪教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总之，在反邪教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警示教育出现常态化、长效化、正规化局面，反邪教专业队伍不断扩大、领导机构逐步建立起来，人民群众认知邪教、抵御邪教能力有大幅度提升，邪教组织在北京地区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具有北京特色的反邪教工作格局已经形成。

　　

但同时也应看到，反邪教警示教育工作中遇到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依然存在，制约着反邪教警示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目前反邪教警示教育已经完成初步阶段任务，正向更深层次迈进，一些问题依然突出，面临的困境亟待我们解决。

　　

从教育的内容与功能层面上看，反邪教警示教育视角较窄，大多局限于邪教本质认识和邪教组织识别上；强调教育的警示功能，突出劝诫效果，而忽视了对受教主体的思想启蒙、文化启蒙、自我人格建构。原因在于缺失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顶层设计，常常是就事论事，就邪教说邪教，浅尝辄止，对邪教发生深层社会原因、人群社会心理、文化思潮律动的研究不够透彻，导致教育作用不够深入持久，内容设计尚不能达到让被教育者信服的程度。

　　

从教育的形式与方法上看，尽管方法很多，但概括起来，灌输式、说教式、甚至是强迫性教育较多，而抚慰式、感化式、契约式、心灵体验式教育方法少。从心理学上讲，人都有逆反心理，特别是易感人群、冥顽信众，与常人相比，其逆反心理尤为严重。对他们进行警示教育，就必须在方法上多下功夫。针对那些逆反心理特别强的人，不但要使用一般方法，还要准备一些特殊方法。比如，尝试使用契约式、体验式教育方法，或许效果更好，即在能够照顾其自尊心前提下，以契约约定，而非强迫方式，使其慢慢体验并逐步认识邪教信条的荒诞不经，以及笃信邪教对自我、家人的严重戕害，这方面的尝试与探索还不够深入。

　　

从帮扶教育活动看，临时性救助式帮扶、关爱多，国家、政府层面的福利享有不够规范、完善；物质性救助较多，专业心理疏导帮扶少。除了极少数心理严重病态（或精神病状态）的人群外，绝大多数人还是底层群众。尽管他们获取现代知识信息的渠道相对匮乏，认知能力较弱，收入较低，但其对个人权利的捍卫，对情感归属、得到尊重的渴望，甚至比其他阶层的人更加强烈。在与之对话交流时，平等对待就变得非常重要。在物质帮扶时，如果过程、场合、表达不恰当，他们甚至有可能将组织的救助理解为“歧视”性施舍。甚至在其他群众心中形成“因为参加了邪教组织所以得到了帮助”这样的不良后果。如果享有的福利待遇来自国家、政府层面，则会认为是有尊严的享有。对于底层信众的这种特殊心理机制，研究得还不够透彻。个别地方在进行致富式帮扶时，较少考虑到帮扶对象的操作技能与管理能力。

　　

从教育队伍知识素养角度看，反邪教工作者的专业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当前，北京市各区县都成立了相应的反邪教领导机构，他们工作积极性强，热情高，任劳任怨，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组织教育工作，是一支值得信赖的队伍。但也应该看到，基层反邪教人员很多都是志愿者，且年龄偏大，反邪教专业知识相对匮乏，在情报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研判环节，以及易感人群心理矫治诸方面，都存在知识短板，难以满足信息化时代反邪工作的需要。特别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知识缺乏，对邪教信众分层认知，分类甄别还不够细致，导致对邪教信众的“怪异行为”缺乏足够的容忍度，也影响了对信教人员的教育转化工作。

      

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反邪教警示教育基本对策

　　

明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反邪教工作的引领意义，知晓了当前反邪教警示教育的问题所在，也就为新历史阶段反邪教与警示教育工作提供了对策与具体思路。

　　

（一）立主脑，化精髓。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统领作用，将核心价值贯彻到反邪教警示教育工作的各个环节之中，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强大感召力，先进文化软实力、广泛的接受力，对国民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启蒙教育，培育国民的现代意识和科学理性精神，争取最广大人民群众对反邪教工作的理解与支持，是反邪教警示教育的理念精髓。表面看，反邪教工作似乎是基层社会一个不起眼的工作，是基层群众组织的义务劳动，其实不然，它是一份非常神圣的职业。反邪教工作不但关乎国家、社会的安全稳定，而且还关乎人民福祉。底层群众远离邪教侵扰，社会的幸福和谐稳定才能实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反邪教工作，必然形成反邪教工作顶层理念，使反邪教工作立起主脑，获得灵魂；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法论作用，才能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引领反邪教工作沿着正确道路前进。

　　

（二）弃孤立，树结构。作为反邪教重要环节，教育转化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从方法论上讲，主要有两种方法，即结构法和原子法。我们过去更多地使用孤立的原子法，而不是结构系统法，没有将两者很好结合起来。比如，针对一个邪教信众，常常是多层级、大频次的帮扶教育与感化，这当然是必须的。但是，还应该看到，即便同一个邪教团体的信众，其信教原因既是“相似的”，同时又是“千差万别的”。我们往往强调了“千差万别性”，而忽略了规律性与相似性。有的则相反，以“相似性”忽略“千差万别”性。其实是应将两者结合起来考量。现实中，几乎所有的邪教信众，都具有痴迷不悟，笃信歪理邪说特点，这是共性；但有的是智力原因，有的是性格气质原因，有的则是心理疾患原因，这就是个性。这种复杂性要求我们在进行教育转化时，必须综合考量，将邪教信众、易感人群的生理、心理、智力、性别、社会身份、家庭角色、生活环境等进行多层面关联分析，查找某一个体的“症候”所在；同时还可以把邪教人群与发育地区、发育周期、社会心理等因素综合起来，进而形成一个更大的结构系统。获得了此系统，关于邪教信众的一些规律行动东西也就会显现出来，反邪教教育的“知识地图”就会形成。

　　

（三）重疏导，慎惩罚。除邪教头目居心叵测，愚弄信徒，对抗政府，以及某些患有心理疾病的信众攻击他人，伤害无辜，属于治安与刑事犯罪外，大部分信众群众还是基于人的本能渴望，在邪教头目的蛊惑与胁迫下加入邪教组织的。人本心理学认为，社会个体不但有生理、安全等低级需求，同时还有爱与归属、得到尊重、自我实现等高级精神需求。邪教组织以做好事得善功，死后升天堂等说教进行精神信仰引导，以营造组织内“亲如姐妹、情同手足、有病有灾有人顾”等友爱氛围，满足信众的现实心理需求，实现信众的宗教“高峰体验”。这种体验犹如吸食鸦片一样上瘾，让一些认知能力低下的信众欲罢不能。针对这种情形，我们要对症下药，除传授反邪教知识，宣讲科学理性精神外，还需要在心理补偿方面狠下功夫。做到重视心理疏导，慎用各类惩罚，特别是歧视性惩罚，无疑是火上浇油。应在目前已有的教育感化基础上，将疏导机制立体化，系统化，形成单位组织教育，社区村落关爱、家族族群监督、家庭成员亲孝为一体的新型教育转化模式。比如在社区村落层面，基层组织要多关爱弱势人群，对于其性格、生理方面的缺陷、陈年伤疤等要大度包容，吸引他们参加社区、村落的各项文娱活动，勿使其产生被抛弃的感觉。在边远山区，可尝试重启村落家族自治管理，通过先人崇拜，祖宗祭祀，传扬家风等形式，彰显家族荣光，增加身份认同、族群自豪感和归属感，对抗邪教组织所宣扬的无国无家荒谬言论。对于那些因家庭生活不和谐而加入邪教组织，或因胆小怕事被裹挟进邪教组织的成员，要多做家人的心理工作，通过营造浓浓的家庭氛围，使其获得归属感。而对于那些冥顽不化者，不要急于求成，可通过契约方式，允许其经过一个时间段的身历目见，自由体验，实践检验，并在专家定期心理疏导下，促成其“自主性反思”，进而缓慢转化。

　　

（四）少雷同，多细节。北京市作为全国反邪教警示教育的先进地区，有很多优秀的方法。但也存在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手法雷同，未能做到针对不同个体开出不同药方。究其原因，在于细微之处做得不够好，只看到“如出一辙”的共性一面，未看到“千差万别”的个性差异。细节决定成败，在转化与警示教育的任何环节，都要秉持因人而异，注重细节这一原则，打破思维定式，杜绝重复老套。在帮扶教育时，认真设计帮扶环节，不总是搞恩赐式帮扶，应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政府层面提高底层人群福利待遇，在就业、购房、子女教育、养老、医疗诸方面予以充分照顾，提升其作为国家公民的归属感与尊严感。在反邪教宣传时，要多考虑细节：针对不同的地区、社区，使用不同的宣传手段；针对不同的人群，使用不同的宣传内容；宣传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的反邪教知识宣传、说教宣传上，要多使用鲜活的、大众能看明白的例子，最好是直观的图画形式；应注意宣传的量度和频次，不能有明显的波峰浪谷，要稳扎稳打，哪怕处于邪教活动的平静期也不能放松。拓展反邪教宣传新渠道，构建灵敏的反邪教情报工作体系，使反邪教工作再上新台阶。

　　

（五）更理念，练耐心。反邪教工作人员是反邪教工作的主体，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反邪教队伍，直接决定着反邪教工作的成败。因此，反邪教工作者要不断学习进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涵养宽厚博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坚硬如铁的法律理性精神；更新知识，更新理念，满足对底层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法治教育、公民思想启蒙教育的需要；坚持走群众路线，与信教人员真心交朋友，杜绝急躁情绪，耐心做好社会矛盾、家庭矛盾的化解工作；提高反邪教情报意识，形成敏锐情报期待，及时发现新情况、新问题，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实践者与建构者。

      

四、 结语

　　

反邪教工作是当代社会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社会综合治理战，不但需要国家、政府层面强大物质力量支持，同时更需要宏大思想文化武库的支撑和先进方法指导。两者的有机结合，是获胜的基本保障。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在人民群众心中竖起公平正义、自由平等的大旗，坚定不移地建设富强民主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必然能获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与支持。基层群众的归属感与幸福感增强了，各种类型的邪教组织也就失去了招摇撞骗机会，全社会必须达成反邪教战略层面的这种共识。只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引，更新方法手段，就能把握反邪教工作的主动权，推动北京地区反邪教工作再上新台阶，为构建平安首都，和谐北京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广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