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代有一位曾经旗帜鲜明地呐喊出“法治”思想的法家圣人，他就是被时人和典籍称之为“慎子”的战国时期法家人物慎到。

 

慎到(约公元前395年-315年)，战国时代赵国人。学者考证，认为他应卒于公元前315年齐宣王时代，即我们所熟知的南郭先生“滥竽充数”的年代。然而慎到却不是滥竽充数之辈，他是那个时代货真价实的“学霸”式思想传播的“吹鼓手”。早年他曾“学黄老道德之术”，后来成为法家重要代表人物。也有人鉴于其道法结合的思想倾向，称之为道法家。

 

慎到作为“官学者”，长期在齐国临淄的稷下学宫讲学，对法家思想在齐国的传播起过重大作用，曾著有《十二论》、《慎子》四十二篇，早佚。现仅存《威德》《因循》《民杂》《德立》《君人》《知忠》《君臣》七篇。表面上，慎到主张因循自然、清静而治与以法治国是矛盾的，实际上，慎子的意思是在法治的基础上依照事物的本性，顺其自然，法也必须遵循自然本性。很明显，慎到的思想是老庄道学与法家的合流。

 

慎到说:“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天道”的概念，在《慎子》一书中具有普遍意义。因循天道，即按规律办事，慎到认为只有因循自然，才会长久。该思想属于道家范畴。

 

慎到与老子、庄子都崇尚自然，其出发点相同，但他们的归宿差之甚远。老子看到自然的伟大，鼓吹“绝圣弃智，复古归朴”，庄子在“完美自然”的前提下，对人类社会充满绝望之情。中国哲学史上的道家体系，从慎子开始，走上了积极干预社会的道路。慎子以“因循自然”的哲学体系，在政治上提出较系统的法、术、势理论，为法家政治理论增添了许多新鲜血液。他把法家所主张的“法”和道家所主张的“道”或“理”等同起来。道家认为人君在“道”面前只能“惟道是从”“无为而治”。慎到则认为人君在法面前也应“事断于法”“无为而治”。这既是他的法律观所导致的结论，也是他的国家观所导致的结论。

 

人治还是法治，是先秦政治思想的焦点，基于“贵势”理论，慎到鲜明地主张法治。他认为“国家之政要，在一人心矣”。保持人心之平稳与和谐，对于维护国家系统的稳定有关键意义。要达到这个目标，慎子认为唯一的办法是实行法治。“一人心”是法治的本质。慎到明确指出人治是一种最大的“私”。

 

慎到的立法原则，是他的哲学思想的社会化。立法要遵循人性的私利，是一条原则，但法不能满足一切私利，慎到的又一条准则是“立公去私”。“公”具有一般意义，高于君主利益。为了保证人们能“立公去私”，奉公守法，慎到提出“分”的概念，即分清职守，不得逾越。这样所有的臣民都被法分解成特定的个体，“法”是唯一的联结纽带，便于君主控制，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同时，他还非常重视法律的治理作用，认为“治国无其法则乱”。贤明的君主治理国家，只能依靠法治，不符合法治的言论，不盲目听信;不符合法治的功劳，不能算作功劳;没有功劳的亲戚不能委任官职。实行法治不能遗忘自己所亲近的人。

 

“官不思亲，法不遗爱”这句名言，成为后期法家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

 

慎到认为国君要想实行法治，就必须掌握能使法令得以贯彻执行的权势。当然，这就是“君主集权”。他用“腾蛇游雾”“飞龙乘云”作比喻说明君主实施法治必须借助权势这个先决条件，否则法治是无法实施的。“尧为匹夫，不能使其邻家”，没有权势和地位，再贤明的人也不能使不肖的人服从管理。慎到尚“法”重“势”的思想是其法治思想的主要特点之一，反映了早期法家重势派的特点，此观点当然不能和今天的民主法治思想同日而语。

 

“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诛赏予夺从君心出矣，舍法以心裁轻重，同功殊赏，同罪殊罚，则怨之所由生也”(《慎子·君人篇》)。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慎到就在其著作中论及了法治的优点和人治的危害，他认为君主如果舍弃法治而以个人意志(即人治)来裁定赏罚，那就会产生同功殊赏，同罪殊罚的现象，怨恨就会油然而生，国家因此产生混乱动荡。

 

然而，法治与民主同行，专制与人治联姻，从魏国《法经》算起，中经汉唐宋明，直到满清的《大清律》，在几千年的“朕即国家”的家天下时代不可能存在真正的法治社会。但慎到的批判人治，提倡法治的萌芽思想已让我们叹服。何况，今天我们法治社会建设也依然在路上。

 

追忆历史法治思想演进的轨迹，追慕先贤圣哲人物的思想脉搏，虽幼稚却率真，虽模糊却温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