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检网络犯罪研究中心主任谢鹏程告诉记者，新型网络犯罪与传统网络犯罪不同的是，这类犯罪呈现出明显的集团化、产业化、智能化状态，表现出跨部门、跨行业色彩，形成了盘根错节的网络犯罪黑色产业链。

北京市一位检察官告诉记者，在新型网络犯罪中，作案手段高度技术化且不断升级是明显特征，如“爬虫”“嗅探”“逻辑炸弹”等新型网络犯罪层出不穷。一些犯罪分子利用“嗅探”设备，远程劫持相同基站下活跃用户的手机号及短信内容，后利用实名制手机号与身份信息的关联性，进一步查询到被劫持手机号对应的身份证号，再通过“手机号（或身份证号）+验证短信”方式登录被害人注册过的一些移动支付平台，获取被害人的银行卡号，以网络游戏充值等方式窃取被害人钱款。这种新兴犯罪，使得犯罪分子可在被害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远程操控被害人的移动支付账户。

同时，新型网络犯罪的另一个特征是“分工日益细化”。在黎一侵入某理财平台计算机系统盗窃巨额资金一案中，黎一、温迪等人就有详细的分工计划。黎一负责寻找“软柿子”（目标），温迪负责筹备银行卡和设备器材，袁鹏负责物色持卡取现人员，且相互之间单线联系，多数互不认识，整个作案过程显然就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台本。

一位检察官告诉记者，较之于传统网络犯罪，新型网络犯罪的产业链条特征明显，产业链的上中下游犯罪分工明确。产业链上游提供技术工具，制作木马病毒，通过网页、邮件等形式“挂马”，诱导用户访问下载并在用户的电脑中种植木马软件，以此来获取用户电脑中的信息或者直接控制用户的电脑。产业链中游将获取的用户账号、密码等信息通过数据平台清洗后既可以用来盗取财产，也可以以用户信息为对象直接转卖获利，而其控制的“僵尸网络”在发动网络攻击时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产业链的下游则以盗窃、诈骗等形式将获取的数据变现。

作为惩治网络犯罪的重要力量，最高检将打击治理网络犯罪作为重点工作，先后开展了多次有影响的行动。

针对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严重危害网络安全犯罪持续多发高发的情况，检察机关积极参与“断卡”“打击治理跨境赌博”等专项行动。“断卡”专项行动以来，依法严厉打击非法买卖电话卡、银行卡的人员，特别是重点打击专门从事非法收购、贩卖“两卡”的人员以及与之内外勾结的其他人员，共起诉8000多人；会同公安机关，深挖诈骗犯罪线索，共起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2.3万多人；针对假借创新名义在网络上实施的金融犯罪，最高检会同公安部督办重点案件，有力防范金融风险。

为系统性推进互联网治理，2020年4月，最高检还成立了由12个内设部门参加的惩治网络犯罪、维护网络安全研究指导组（下称“研究指导组”），并在最高检检察理论研究所成立网络犯罪研究中心，将这项工作作为一项重点任务谋划部署，推动形成惩治网络犯罪的检察合力。同时，最高检还出台了《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规定》等规范性文件，积极推动行业监管，加强源头治理。

记者了解到，“研究指导组”成立后，最高检汇集各方力量，加强统筹指导，在惩治网络犯罪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在疫情防控期间，最高检积极指导地方加强对涉疫网络诈骗、制售假冒伪劣防疫用品、哄抬物价等犯罪打击力度，释放出依法严惩的强烈信号、有力维护了防疫秩序和社会稳定。

同时，最高检还于2020年4月中旬召开了“严厉打击网络犯罪，共同防控网络风险”新闻发布会，发布检察机关打击网络犯罪指导性案例，针对手段不断翻新、危害越发严重的新型网络犯罪，表明了“网络空间不容犯罪藏身”的检察立场。

2020年“6·26”国际禁毒日前夕，最高检又发布了“强化法律监督 推进毒品犯罪检察治理”典型案例，专门介绍当前涉网毒品犯罪最新态势，突出阐释了利用互联网实施毒品犯罪案件情况，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

2020年11月，最高检围绕网络黑灰产业链条整治、App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问题，向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出“六号检察建议”，提出治理建议，旨在加强网络监督执法，共同推进网络综合治理。

此外，最高检还发布了一批依法严惩网络犯罪的典型案例，其中包括办理“杀猪盘”式网络诈骗，加强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办理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公益诉讼案件等。

有统计显示，2019年1月至2020年11月，检察机关共起诉网络犯罪案件5万余件14万余人，共起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非法利用信息网络、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等案件1.1万余件2.7万余人。

一年来，打击新型网络犯罪成绩明显，但办案现实也提出诸多挑战。由于网络犯罪具有“非接触式”特性，特别是新型网络犯罪的许多形态都是首次出现，这在很大程度上给侦查、取证以及认定带来难度。检察机关办案人员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前办理新型网络犯罪还有不少难点需要破解。

专家认为，“魔”“道”斗法，关键是见招拆招。对此，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2020年在最高检网络犯罪研讨会上建议增设利用计算机妨害业务犯罪的相关条款。他认为，有必要增设单独罪名，精准打击网络刷单炒信、在系统外干扰监测数据采样、擅自删除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等形形色色利用信息网络妨害业务的行为。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品新认为，要加大机制创新，推动建立基于资金大数据、企业工商大数据、网络账号注册大数据等可信数据库的查询与出证机制，建设全国办理涉众型网络犯罪案件的电子化证据共享机制，建立异地办理、跨境取证的高效协助机制。他建议最高检设立检察机关大数据证据实验室，为全国办案提供关于海量资金数据分析、海量物流数据分析、海量发票数据、海量轨迹数据及相关检验报告、鉴定意见审查的协助。

而对专门从事办案的人员来说，他们更多的是希望加强操作性建设。北京一名检察官希望对利用“爬虫”、VPN等新型技术手段侵权犯罪的法律边界进行明确。上海一位检察官希望完善专业化办案机制，发挥“捕诉一体”先发优势。还有的办案人员希望重新解读共同犯罪的行为共同说，并对内涵不清的一些罪名进行解读。

不少办案人员认为，“魔”“道”斗法，人才和装备特别重要。他们希望加强人才培养，用好系统内有计算机、法学双重背景的人员，盘活用好现有的检察技术人才；加强装备建设，配备先进“武器”，适应办案需要。

《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规定》

网络安全事关国家安全，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近年来，检察机关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维护网络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严厉打击电信诈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网络传销等犯罪，在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净化网络环境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我为他们点赞。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运用，网络犯罪特别是新型网络犯罪危害日益增大，希望检察机关在今后的工作中，持续保持打击网络犯罪的高压态势，督促有关主管部门加强监管，多形式开展普法宣传活动，有效扼制新型网络犯罪蔓延态势，共同营造健康清朗的网络空间。

在“暗网”上贩卖毒品，用比特币支付毒资……2020年1月21日，经重庆市检察院第四分院提起公诉，法院以贩卖毒品罪判处被告人董某澜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万元。

据董某澜供述，他喜欢猎奇，经常浏览“暗网”。最初，他只是在“暗网”上浏览一些新鲜事，但随着浏览次数的增多，他嗅到了“商机”。

2019年8月，为了在境外购买毒品后在国内高价销售挣钱，董某澜在湖北省登录“暗网”网站获取毒品交易信息，使用境外即时通讯工具与卖家进一步联系，通过比特币等手段向卖家支付毒资人民币5万元。

“取完快递他就联系不上了。”据董某澜在重庆市黔江区的网友简某说。据简某介绍，2019年8月29日，董某澜从湖北返回重庆市黔江区，最开始董某澜说有个快递要邮寄到简某处，请简某提供了代收点信息，谁料第二天下午，董某澜就一去不回。

原来，董某澜的贩毒行为早就被公安机关盯上了。2019年8月30日下午，董某澜拿到装有毒品的快递正欲离开时，被民警当场抓获。经对董某澜取走的快递进行拆封检查，共查获13包甲基苯丙胺，共计净重510.02克；甲基苯丙胺片剂（俗称“麻古”）1包，净重1.32克。

2019年10月28日，该案移送黔江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因案情重大、复杂，黔江区检察院将该案报送重庆市检察院第四分院审查起诉。

“‘暗网’就是隐藏的网络，普通网民无法通过常规手段搜索访问，需要使用一些特定软件、配置或授权等才能登录。”办案检察官杨宗福、阮能文在黔江区检察院的协助下，查阅了大量相关资料，多次与网监民警沟通交流，了解“暗网”相关问题。

“要主动适应网络毒品犯罪变化，转变办案思路，注重挖掘电子数据，运用间接证据形成证据锁链。”在检察官联席会上，办案人员对案件突破的方向达成了共识。

办案检察官在仔细审查后，通过对董某澜手机中软件安装使用情况、快递收货电话、通话记录、行动轨迹等客观证据进行审查，前述证据与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等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锁链，认定了董某澜存在通过“暗网”购买冰毒并欲贩卖的犯罪事实。

2020年1月9日，重庆市检察院第四分院以贩卖毒品罪对董某澜提起公诉。

“我宁愿从来没接触过‘暗网’，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拿到法院判决书后，董某澜追悔莫及。

“打击治理‘暗网’违法犯罪活动，需要强化源头管控，尤其加强对VPN软件和非法浏览器交易、使用的监管，切断网络犯罪的信息流和接触通道。”杨宗福说。